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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安七子中的倒霉蛋应瑒如何变成了御用文人?   

2014-09-12 21:36:17|  分类: 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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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记导读:
建安七子之中,应瑒可能是最没名气的一个。四处飘零的经历,让这个平凡的侍从文人,在领导的命题作文中越来越“平庸”,其作品少了几分慷慨与豪迈。因此,曹丕评他是“和而不壮”。应瑒是河南哪儿的?他在曹门之下,又写了哪些诗赋?想著书的他,又为何美志不遂?他的才华真的被“领导们”耗散了?

张君瑞 | 文


东汉末年,西凉军阀董卓掌控朝中大权,一时军阀割据、战事频繁,皇帝所在的长安、洛阳皆被废毁。汉献帝刘协先是从长安跑到洛阳,之后又被曹操弄到了许昌。文人雅士随着汉献帝流离迁移,四处飘零。


汉献帝到许昌这年,改年号为建安,北方地区在曹操的操持下已经安定。


建安七子中的倒霉蛋应瑒如何变成了御用文人? - 豫记 - 豫记


那个时候,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曹操,和他两个儿子曹丕、曹植,都喜欢舞文弄墨,爱好诗辞文赋。这父子三人对文人雅士相当殷勤。北方地区俊采星驰,群贤毕至。王粲从汉水之南来归顺,陈琳从黄河之北来归附,徐幹从青州来做官,刘桢从海边来投奔,应瑒展露他辞采斐然的文思,阮瑀施展他风度翩翩的书记才能。他们在酒杯前吟咏诗篇,在座席上从容谈艺,调和墨汁,言谈欢笑,挥洒毫笔便写就酣畅的诗赋。


这些文人墨客,在打仗的时候,大多随军,歌功颂德,抒发情怀,写征战之苦,述社会之乱。回来之后,则习文作诗,探讨文学,给后人留下了“建安风骨”。其中,三曹和建安七子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,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


曹丕编的那本《典论·论文》说:“今之文人,鲁国孔融文举,广陵陈琳孔璋,山阳王粲仲宣,北海徐幹伟长,陈留阮瑀元瑜,汝南应玚德琏,东平刘桢公干。斯七子者,于学无所遗,于辞无所假,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,仰齐足而并驰。”此后,这七个建安年间的才子,就有了“建安七子”的名头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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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瑒


其中提到的“汝南应瑒德琏”,就是东汉汝阳南顿(今河南省项城市西北)人应瑒。应瑒死后,就埋在今天的项城市高寺镇,至今还有“应冢”。可是,我在项城读书的十几年里,从未听说过我有这么一位同乡。


相比建安七子中的其他六人,关于应瑒的史料并不多,在“建安七子”中,这位算是最没有知名度的。从文学地位上来看,应瑒现存的作品,只有六首诗、十五篇赋和五六篇文章,其中残缺的又占相当比例,跟“著文赋数十篇”的历史记载对照就知道,他的大部分作品都遗失了。


可在三国时期的历史上,并非只有让梨成名的孔融,裸身击鼓的祢衡,还有众多平庸的文人。应瑒就是那个出名而又相对平庸的一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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祢衡击鼓骂曹


提及应瑒的生平,这要从汉末大乱说起。当时,士人为逃避战祸,四处流窜,多寄身于战乱较少的南方。应瑒当时就和其他士族子弟一样,去南方的荆州避乱,之后又回到颍川、许昌一带。好景不长,又辗转到了袁绍所占的邺城,并在邺城文学界小有名气。但漂泊的岁月并未停止。曹操攻下邺城之后,他又转为曹操服务。跟着曹操做了几年丞相掾属,又被安排到曹植门下做曹植儿子的老师、曹植的文学侍从。不过,很快他又转到了曹丕门下了,也正是在曹丕门下,才过了几年舒坦日子。


提及应瑒的漂泊之旅,南北朝文学家、诗人谢灵运为其作诗:“汝颍之士,流离世故,颇有飘薄之叹。”应瑒也在其《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》中前一部分写自己的飘零与失落:


朝雁鸣云中,音响一何哀。

问子游何乡,戢翼正徘徊。

言我塞门来,将就衡阳栖。

往春翔北土,今冬客南淮。

远行蒙霜雪,毛羽日摧颓。

常恐伤肌骨,身陨沉黄泥。

简珠堕沙石,何能中自谐。

欲因云雨会,濯羽陵高梯。

良遇不可值,伸眉路何阶。

公子敬爱客,乐饮不知疲。

和颜既以畅,乃肯顾细微。

赠诗见存慰,小子非所宜。

为且极讙情,不醉其无归。

凡百敬尔位,以副饥渴怀。


应瑒以孤雁自喻,来抒发感士不遇的哀伤。飘零数年之后,应瑒想找一个安身之所,期待碰见自己的伯乐,但即使在曹门之下,仍旧连番易主。以至于整天为没能找到一个可靠的依托,惶惶不可终日。一旦找到靠山,他又担心失去。


供养他的领导们,虽然没有明指让他出来歌功颂德,但靠领导滋养的文人,又怎能硬起骨头、任意文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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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操征战


除了孔融之外,和依附于曹门的建安七子中的六人一样,应瑒成为了曹门的文学侍从,其中文章不免带有幕府侍从文人的作风。比如,曹操下令征乌桓,应瑒写一篇《撰征赋》助兴记录。战争归来,跟随曹植之时,不免写一写同体同咏之作,如《斗鸡诗》,曹植、应瑒、刘桢各有一首。曹丕跟从曹操出去打猎,作《校猎赋》,同时还命陈琳作《武猎赋》、王粲作《羽猎赋》、应瑒作《西狩赋》。


陪领导打仗,写从军诗;陪公子哥玩耍,写公宴诗、趣味儿诗;出去打猎“旅行”,写命题作文,这其中不乏诚信诚意的部分,但肯定也有奉承之词。


清初著名诗人兼诗论家陈祚明评说《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》,诗立言得体,比“俗笔”高明,自有见地。既与权贵亲近,又不显得奉承,这向来是侍从文人的作风。文章或许很得体,但总显得有些平庸,毕竟放不开。在这样一个讲究尊卑关系的国家,要想在公宴诗中找到富有新鲜意味的作品,并不容易。


或许应瑒的经历太过飘零,少了几分建安风骨中的慷慨激昂,太容易迁就环境而又缺乏那种豪迈。因此,曹丕批评应瑒“和而不壮”。


但正如学者顾农所言,当应瑒不受命题作文的约束,可以自由发挥时,就能写出好作品。像他给老朋友写信,讲到自己的处境时说:“朝隐之官,宾不往来,乔本之下,旷无休息,抱劳而已。”应瑒对自己充当帮闲之官,有很深的自责与自嘲,这内心独白虽然平淡,但意味不凡。


可谁愿意平庸呢?但作为帮闲之官,他又能怎么样呢?领导定下的意旨,违背又能如何?不如就这样过吧。


在建安七子之中,应瑒可能是最没有远大抱负的。经常易主,这或许导致他最后只有一个想法:跟着一个人,安安稳稳干一辈子,做出点事儿。可这样患得患失多年之后,他被磨平了,他被后世研究者认为相对“平庸”。就这样一个“平庸”的人,在建安二十二年,一场瘟疫横扫中国之时,和徐干、陈琳、刘桢、王粲同死于瘟疫。


他们死后一年,曹丕在《与吴质书》书中提到应瑒时回忆道:“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,其才学足以著书,美志不遂,良可痛惜!”


而在顾农看来,“这恐怕也只是应瑒死后才说的高姿态的风凉话,人们记得当年曹丕不断地命题,让应瑒以及其余几位来写什么州乡衡诗杨柳赋,无端耗散他们的才华。应瑒恰恰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。”


(内容编辑:谷乐 图片来源:网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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